2024年5月8日，由国家档案局提名申报的“成都老茶馆相关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该档案收录了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跟成都老茶馆有关的手稿、图表、照片、印刷品等共6345件文献资料，不仅全方位记录了近代成都老茶馆的经营状况，也让人透过老茶馆，得以窥探成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社会生活与世间百态。

  中国最早的茶馆起源于成都。据《成都通览》记载，清末的成都，街巷计516条，而茶馆即有454家。王笛《那间街角的茶铺》一书，正是以1900—1949年的成都茶铺为中心，生动展示了成都茶铺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以及在那个公共空间中呈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铺，茶铺是个小成都”。

  7月19日，《那间街角的茶铺》文献展于成都市双流区彭镇文化中心开幕。此次文献展以王笛的同名图书为基础，展出一系列珍贵的档案文献和历史照片，不仅是一次对成都茶馆文化的深度挖掘，更是一次历史与现代的跨时空对话，旨在探索古建筑活化利用的新路径，以及如何在当代语境下激活和延续传统茶馆文化的精神。

  值此文献展开幕之际，我们择取了王笛教授在《光明日报 · 文艺评论周刊》中对成都老茶馆的叙述文字，刊录如下。让我们通过文字，深入感受成都的茶馆文化，走进茶馆中所展现出的“微型社会”。

  旧时的成都，各式茶馆、茶楼、茶园、茶亭、茶厅，遍布桥头、街角、巷尾、庙前，熙熙攘攘，各具特色。

  据文献和档案记载，1909年，成都街巷有516条，茶馆就有454家。1929年，成都茶馆达641家，这些茶馆分布在336条街巷中，其中180条街巷有一家茶馆，91条街巷有两家，65条街巷的茶馆有两家以上，例如陕西街和浆洗街分别有7家茶馆，小天竺有6家，东大街有13家。在闹市区和市郊的一些地方，茶馆高度密集，如青羊场，不过三条街，居民两百来户，却有茶馆19家。

  从档案中保存的征税记录看，1914年，成都的茶馆共有茶桌9958张，每家平均14.6张，说明大多数茶馆规模都较小。这仅是征税茶桌的数字，实际的桌数可能要多得多，因为茶馆在高峰时段添加桌椅是常有的事。即使不把加座计算在内，1914年按1万张茶桌计算，每张平均接待10个客人，也能得出10万客人的总数。当时成都约40万人，也就是每天超过四分之一的居民去茶馆饮茶。这只是根据档案中的记载推算出的保守数字，实际光顾茶馆的茶客要远远多于这一个数字，所以在成都有“一城居民半茶客”的说法。

  成都有这么多茶馆，跟城市的水质有很大关系。成都虽然有几千口水井，但井水含碱量高，烧开后上面有一层白沫且有苦味，不适合泡茶饮用。饮水必须从城外的府南河运到城内。对个人来说，从城外的河里取水挺麻烦，很多人家都是从茶馆买开水和热水使用。各茶馆的用水依靠水夫从河里运到茶馆，即所谓“河水香茶”。

  跟老百姓生活的这种紧密关系，让成都的茶馆成为人流密集场所。人流带来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成都的茶馆慢慢的变成为集喝茶、聊天、掏耳朵、听戏、看电影、占卦、谈生意、找工作甚至打瞌睡、发呆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公共生活空间。所以，成都当地有这样一句谚语：成都是个大茶馆。

  在20世纪上半叶的成都，茶馆是最重要的娱乐场所，戏曲、评书、清音、相声、电影等在茶馆里轮番上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悦来茶园。

  根据档案记载，建成于1908年的悦来茶园是‌继可园之后成都的第二个新式戏园。‌建成后，先后有长乐班、翠华班、彩华班、文化班等在此演出。1912年，长乐班、宴乐班、翠华班等班社在悦来茶园合并成立三庆会，成为当时成都最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戏班。三庆会的康子林、杨素兰、周慕莲等名角都曾长期在悦来茶园驻场演出。

  辛亥革命后，政治戏逐渐流行。1912年，悦来茶园上演了川剧新戏《黑奴义侠光复记》，试图用美国黑人的经历来阐明“适者生存”的道理。该剧改编自林纾翻译的《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历叙黑奴亡国之惨状，恢复故国之光荣”。此后，力图表达“专制政体乃国贫民弱之源”的新剧《西太后》、反映当时社会问题的新剧《落梅》等先后在悦来茶园上演。茶客们一边喝茶，一边看戏，在休闲娱乐之余，也无形中接受了思想的启蒙。

  清末民初，茶馆不仅是戏院，也是电影院。1909年前后，电影被带到成都，被称为“电光戏”“电戏”。茶馆放电影时，观众坐在排成行的椅子上，每个椅子后面有一个铁箍，用来放茶碗，堂倌穿梭于各排掺茶。悦来茶园就经常在戏毕之后放映滑稽影片《吃寿面》《愚弄警察》等。

  档案记录显示，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成都的大多数电影院仍然设在茶馆里，如智育电影院便设在群仙茶园中。根据档案记载，当时成都品香茶园的老板曾请求当局准许放映“电戏”，以作为因演戏曲所受损失的补偿。这或许说明，当时人们对电影这种新的娱乐方式的兴趣正在超越戏曲。

  民国初年，成都的茶馆放电影是不对女性开放的。后来，个别茶馆放电影开始对女性开放，且规定某些场次专售女宾，以避免女性在黑暗中被男人骚扰。比如，1914年4月，大观茶园和可园联名向省会军事巡警厅申请“白昼女宾专场”，并承诺“严密防范”，确保“无一男子杂错其间”。

  放电影时，茶馆里一片漆黑，观众出去小解不便，而且很多观众也不愿意错过任何精彩的镜头，由此便产生了一个新行当：一些穷人家的孩子，提着两个粗竹筒在茶馆内来回走动，轻声喊着“尿桶哦——尿桶哦”。观众不必离开座位就可用这个“活动夜壶”小便，费用大概是一个锅盔的价钱。后来，女性可以跟男性同场看电影，“活动夜壶”便因“有碍观瞻”而被禁止使用。

  有戏曲演出或者放电影的茶馆，一般规模较大，也比较上档次，来消费的茶客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普通民众经常光顾的多是小茶馆，而这里也是大多数民间艺人的主要演出场所。

  有些名气的民间艺人，一般固定在某个茶馆演出，而名不见经传者只好带着家伙什儿走街串巷，哪个茶馆有听众，就到哪里讨生活，坊间称之为“跑滩”或“穿格子”。常常会出现在中低档茶馆的民间艺术有相声、金钱板、评书、清音、杂耍、口技等，其中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是评书，不少茶馆雇佣说书人驻场演出以吸引顾客。

  茶馆里的评书收费办法各异。有的茶馆茶钱包含了评书，有的茶馆需要说书人现场向观众收钱。说书人总是在讲到故事的节骨眼时戛然而止，急于听下文的茶客此时不得不慷慨解囊。不管哪种收费方式，都只对那些买了茶、坐在茶馆里听书的顾客收费，而聚在茶馆外面的人可以不要钱“蹭书”听，成都人噱称这些人在听“战（站）国”。

  由于高档茶馆不欢迎评书艺人，那些喜欢听评书的有钱人和上层人士只能“屈尊”到普通茶馆听书。比如，民国初年，评书艺人张锡九在成都棉花街一家茶馆说书，每天顾客盈门，但第一排总是给当地名流“五老七贤”保留着。每次待这些名流入座后，张才开始讲。1916年，军阀戴戡在成都实施宵禁，“五老七贤”在去茶馆听书的路上被军警堵住，为此他们还发动了一场取消宵禁的抗争。

  茶馆里的说书人，讲的都是人物传奇和历史故事，传递的多是忠君爱国、礼义廉耻等传统价值观念。跟全国另外的地方一样，旧时的成都，大多数老百姓都没受过教育，评书等民间艺术，在为他们提供休闲娱乐的同时，也向他们传播了历史知识，形塑了他们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观，成为当时大众教育的重要方式，茶馆无意间发挥了“社会课堂”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后，专门化的戏园开始逐渐从成都的茶馆中分离出去，不过清音、相声、评书等民间艺术，仍然以茶馆作为主要演出场所。

  成都的老茶馆不仅仅具备经济、文化功能，也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传教士戴维森和梅益盛在一份文献中这样记载：“若发生纠纷，人们即往茶铺讲理，众人边喝茶边聆听当事人的陈诉，最后由错方付茶钱。”李劼人在《暴风雨前》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大家气势汹汹地吵一阵，由所谓中间人两面敷衍一阵，再把声势弱的一方说一阵，就算他们理输了，也不用赔礼道歉，只将两方几桌或几十桌的茶钱一并开销了事。”因此，成都民间有这样的谚语：“一张桌子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其意是，如果你有道理，不用付茶钱便可走。

  老百姓遇到矛盾，不去官府解决而到茶馆调解，这叫“吃讲茶”或者“茶馆讲理”。茶馆讲理时，双方会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或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人物来当调解人。在茶馆这样的公共场合，有众人的眼睛注视着，调解人会尽量按“公平”原则行事，尽力化解矛盾。即使调解不成功，因为有中间人和众人的劝解，暴力冲突也不容易发生。需要指出的是，在茶馆里解决的争端多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和生意上的矛盾冲突，比如吵架、债务、财产争执以及不涉及命案的殴斗等，涉及命案就要交给官府处理。从这个方面看，过去成都的茶馆算是一种民间调解仲裁机构，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起着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的作用。

  清末，成都的警察制度建立，到茶馆“吃讲茶”便被禁止。可实际上，整个民国时期，老百姓遇到矛盾依然愿意到茶馆讲理。这说明，老百姓并不相信官府，而更相信“茶馆”这种民间力量的作用，背后的深层原因值得深思。

  在过去成都人的日常对话中，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我进城那天，就在茶铺里听说了！”“怎么茶铺里还没听见人说？”

  今天我们靠报纸、电视、网络等获得信息，而在过去的成都，各种消息往往首先在茶馆传开。作家沙汀在《喝早茶的人》中就这样写道：“如果一个人几天没有出门，想知道这几天有什么事发生，他便去茶铺。”

  人们在茶馆谈论各种事情，从家长里短到国家大事，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情况、街坊邻居的各种小道消息、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以及各种观点和情感的表达。当时成都有个流行语，“少城一日座，胜读十年书”，虽然有些夸张，但说明茶馆的确是社会的信息集散地。

  茶馆除了是信息集散地，还是老百姓发表意见的“公共论坛”。大多数在茶馆的谈话都是随意的，没有目的性的，正如一句民间俗语所说，“茶铺里的龙门阵——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在成都西门附近的一个茶馆干脆取名“各说阁”，生动地形容了茶馆里漫谈的气氛。

  各种信息和意见在茶馆里碰撞，让茶馆成为舆论形成的重要平台。统治时期，对作为“公共论坛”的茶馆管理十分严格，怕惹麻烦的茶馆老板会在茶馆显眼处贴出“休谈国事”的告示。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人口涌入四川，让成都的茶馆生意更加兴旺。人们在茶馆中不再“休谈国事”，而是把茶馆当作讲台和宣讲阵地，大力宣传抗日救亡。

  从档案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茶馆中张贴着各种宣传抗战的标语、海报、告示，各种宣传爱国抗战的评书、戏曲不断在茶馆上演。笔者在成都老茶馆档案中看到的12个剧本，全都与抗日有关，有的回顾日本侵华历史，有的赞扬抗日运动，有的歌颂战场上牺牲的英雄，有的表达失去家园的痛苦，有的历数日军犯下的暴行。这些作品借助茶馆平台获得了广泛传播，对于唤醒和动员民众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成都是个大茶馆，茶馆是个小社会。透过成都老茶馆档案，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成都的茶馆文化，还有成都的市井春秋、历史印记、文化记忆。

  （本文原刊于《光明日报》2024年7月17日13版，作者为王笛，原标题为：“一城烟火 世间万象——成都老茶馆档案背后的历史文化记忆”）

  《那间街角的茶铺》，是历史学家、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王笛的新非虚构历史读物。作者以1900—1950年的成都茶铺为中心，运用田野调查、官方档案和小说诗歌等资料，以微观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深描的文学写作手法，生动展示了成都茶铺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以及在那个公共空间中呈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

  这本书也是继续践行“为民众写史”这个历史使命。写历史，需要有细节；有细节的历史，才是有血有肉的历史。细节似乎缺乏宏大的叙事，但是却为宏大叙事提供了支撑。那些似乎不经意的鸡零狗碎，却是回归历史现场的定海神针。——王笛

  《消失的古城（增订本）》是历史学家王笛对晚清和民国初年成都历史和成都人日常生活的生动讲述。作者以流畅的笔调，描绘了大众文化的丰富多彩，展示了这个城市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折过程。从书中，能够正常的看到人们坐茶馆、逛庙会、庆祝节日等各种活动，茶客、苦力、小贩、工匠、挑水夫、剃头匠、乞丐等三教九流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以及现 代化和社会变迁对他们的影响。

  此次增订，新写了前言，调整了结构，充实了内容，设计了藏书票，并对插图进行了精选。全书插图共43幅，新增的16幅主要是人物 情景图，呈现了彼时公共空间和城市文化的生动画面。这本书是对那座已经不复存在的古城的纪念。

  本书是历史学家王笛关于中国城市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总结。该书一反作者过去实证和个案研究的风格，把历史研究的具体问题放到更抽象的层次上。

  宏观与微观、利用文学和图像作为历史研究资料的方法论、新文化史的取向、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以及新城市史研究的路径、城市文化与公共空间研究的基本概念、日常生活与公共空间的关系等等，书里面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

  本书显示了作者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史学素养，我们得以了解王笛那些脍炙人口的专题研究后面的深层思考，让我们正真看到那些理论是怎样转化为实证和经典的个案研究的。

  在结论部分，作者比较了柯布西耶、芒福德和雅各布斯对城市发展的三种不同理念，对我们今天认识中国城市皆有非常大的启发。第一编《书写城市的日常史诗》是专为此次修订而写。

  本书荣获《》“2022全世界华人十大好书（非小说）”。这是一本关于“书”的书，就是对书的评论，展示了历史学家王笛近四十年读史观察，也能说是他的阅读史，就此可以窥见他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思考。发现“历史的微声”，也就是去倾听民众的真实声音。;

  收入作者在中英文学术杂志以及大众媒体上发表的书评，其中在权威刊物《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亚洲研究季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等发表的英文书评，皆是第一次翻译成中文出版。

  作者绘制了十九幅人物插图，传达出海登·怀特、费正清、史景迁、孔飞力、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等杰出学者的神韵和思想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