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及时将科学技术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起的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系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水平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应当如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此，《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研究员。黄群慧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及时将科学技术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起的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黄群慧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群慧：我们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特性，具体可以从完整性、先进性、协调性、安全性、包容性五个方面内在统一地进行把握。

  第一，完整性。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完整性是指各类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链条完整、产品品种丰富完备、零部件配套能力强。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制造业体系最为完备、顶级规模的国家。中国所拥有的由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构成的工业体系，已经涵盖了联合国工业分类目录中的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连续13年居世界第一，接近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30%。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四成以上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个人计算机、手机、空调、太阳能电池板等一批重要产品产量占全球一半以上。工业规模大、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集聚经济和范围经济，是我国产业体系具有的巨大优势，这个优势保证了我国有效应对世纪疫情的冲击，彰显了我国的经济韧性。

  第二，先进性。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我们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体系的技术先进水平不断提高。2012年到2021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快速提升，从1.02万亿元增长至2.80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平均年增长率12%。同期专利申请数量大规模增加，从205万件快速提升至524万件，平均每年增长13%。新时代10年，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第三，协调性。新时代以来，我国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全面完整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总体上我国产业体系的协调性不断提高，无论从一次产业、二次产业和三次产业产值和就业比例关系看，还是从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看，无论是从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演化看，还是从我国各类企业共同成长过程看，我国产业结构变动总体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产业结构不断向合理化、高级化发展。

  第四，安全性。近年来，我国围绕重点产业链、供应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卡脖子”环节，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着重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推进实现高端芯片、操作系统、新材料、重大装备的核心技术的率先突破，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国家实验室体系建设有力推进，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加快实施，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等传统短板取得长足进展，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科技新赛道加快成长。5G通信技术、载人航天、大飞机、大型邮轮、高端医疗装备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关键材料保障能力大幅提升。信息通信产业技术实现从“跟随模仿”到“引领创新”，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必要专利声明量全球占比达42%，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量子通信等前沿技术研发处于全球第一阵营。安全保障能力不断增强，网络安全产业总体规模突破2000亿元。

  第五，包容性。在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技术创新在促成产业现代化、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也会产生分配效应，影响收入分配格局。对于我国而言，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程中的技术升级转型带来的就业岗位转换必然是大规模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会比较严峻，这对我国如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提出了更大挑战。因此，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考虑到包容性，要注意避免现代产业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的“极化效应”，推进技术创新，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数字化、绿色化要兼顾社会效益和社会责任，不能一味地从产业体系先进性、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角度考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形成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内在统一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金融时报》记者：对于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您认为应重点把握哪些政策方向？

  黄群慧：首先，应把握产业融合创新的现代化趋势，积极推进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融合发展。一方面，要推进制造业与高技术产业，尤其是数字技术产业、绿色技术产业的深度融合创新，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另一方面，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农业的深度融合创新，实现三次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其次，应适应全球产业链竞争和产业链现代化要求，建设强大而有韧性的现代化产业链。一是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实现高端芯片等核心技术的率先突破。二是加快培育链主企业和关键节点控制企业，造就出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大量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掌控产业链关键节点。三是制定实施有效的产业链政策，提高链主企业和关键节点企业的备份能力，提高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调配套能力，降低全链条的交易成本。四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优化产业链生态，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再次，顺应产业集群化发展的现代化趋势，积极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数字产业集群。一是产业集群发展要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城市群发展战略相协同。推进产业集群发展与城市建设深度融合，形成以群促城、以城兴群、群城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二是建立完善产业集群化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建立区域协同机制，探索建立区域间产业集群要素有效流动的体制机制，推进区域间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加快产业集群协同创新中心或产业研究院建设，加快产业集群前沿和共性技术研发；完善科研、人才、金融管理体制机制，强化集群内的产业链、创新链、金融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完善产业集群的管理体制机制，形成政府主管部门、产业集群运营机构、产业集群内部各个主体之间的协同机制，强化数字化管理平台作用，建立并完善面向产业集群的信息服务平台。

  《金融时报》记者：产业基础高级化与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是衡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维度。您认为应如何提高我国产业基础能力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黄群慧：首先，从战略上区分不同路径，有效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有针对性地提高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治理能力，实现转型升级。基于对全球价值链治理主导权的企业类型，有以下三种提升价值链地位的路径。一是生产者驱动路径。这适用于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所谓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是指其主要战略环节在研发和生产领域，生产企业因拥有核心技术优势而掌握对全球价值链生产领域，生产企业因拥有核心技术优势而掌握对全球价值链的构建和治理能力。二是购买者驱动路径。这适应于购买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所谓购买者驱动全球价值链，是指企业拥有掌握较大国际市场份额的优势，从而主导价值链的治理。采用购买者驱动路径的中国企业要充分利用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进一步实施国际品牌战略，努力占据较大世界市场份额。三是隐形冠军驱动路径。隐形冠军是指产品趋于集中化、专业化，且高度瞄准单一产品或服务市场的优秀中小企业。这类隐形冠军由于其聚焦战略，逐步形成在全球价值链中某个关键环节的控制力。中国应该不断培育产业基础能力，使得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隐形冠军，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治理能力，促进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

  其次，完善产业创新发展整体环境，构建有利于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的产业创新生态。一是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前瞻技术和战略性技术的研究。健全以需求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二是努力完善试验验证、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信息服务等基础服务体系。从国家战略高度重视产业基础服务体系尤其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完善，积极推进标准、计量、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工作，不断完善政府质量监督管理体系，创新政府质量治理体制，围绕产业升级的需要，加快制定和实施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产业质量、安全、卫生和环保节能标准，发挥标准引领作用，提升在国际领域的标准话语权。三是构建产业创新网络，提高创新生态系统的开放协同性，构建全社会范围协同攻关的体制机制。强化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各方面创新主体的充分互动，促进信息、人才和资金在各类组织之间的有效流动，形成开放合作的创新网络和形式多样的创新共同体。四是通过完善环境，不断改善中小企业创新的生态，有效发挥中小企业在提升工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方面的作用。不断深化行政体制和科研体制改革，完善制度环境，进而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提升中的作用。

  最后，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十四五”时期应该围绕提升产业基础能力进行一系列有效政策安排。一是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这要求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工程重点，分类组织实施，增强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在政府层面，要综合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和市场的主导作用，兼顾产业基础体系的当前急需和长远发展，要加大财政支持，落实税收政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激励产业创新。在产业层面，要依托多种研发机构重点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加快构建重点工业产业的共性研发技术创新体系，成立产业层面的创新中心，集中力量，联合攻关，以突破关键共性技术为着力点，实现产业层面的工业基础提升。在企业层面，明确市场主体的创新角色分工，推动基础研究成果加速向市场收益转化，深化国有企业和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和科研院所攻坚克难，激励中小企业在颠覆性创新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二是建立产业基础能力评估制度。包括：建立产业基础能力评估体系；基于该体系对产业链、供应链和关键技术进行全面调查评估，每年进行两次，准确把握和评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和关键技术的现状，分析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布。三是借鉴日本“母工厂”制度，建设工业基础能力再造的核心工厂。所谓“母工厂”是指在本国建立的在制造体系中发挥开发试制、技术支持和维护本国技术先进地位的企业载体和现代工厂，具有在生产制造层面不断优化技术、改进工艺的功能，可以认为是一个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和工艺集成并能不断自我优化的现代核心工厂。一国境外的工厂一般是本国“母工厂”技术和管理的应用复制。借鉴这种制度，中国企业应该在中国境内建造覆盖各个产业链和产业关键环节的“母工厂”，使之成为提高工业基础能力的核心工厂。这种核心工厂，一方面，有利于在生产制造层面围绕“工业四基”集成要素，优化流程，培育人才，从而在专业集成、久久为功的过程中提高中国的工业基础能力；另一方面，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和“雁阵”转移的大背景下，可以降造业空心化对产业安全的负面影响。四是加强对共性技术基础研发体系的建设。由于共性研发技术周期较长且应用前景不明，加之越是远离应用阶段的新兴共性技术，越需要跨领域的科学技术知识，因此共性技术研发往往需要企业、科研机构、产业协会、政府部门等多种主体的协同合作。这不仅有助于分担研发风险，降低单个主体需要承担的研发成本，而且有助于吸引风险投资和可能的应用主体，提高未来共性技术应用的多样性，实现范围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