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千余位开国将军中，潘振武少将具有传奇特色。他经历过北伐、秋收暴动、苏区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不仅当过骑兵团团长，还有从事宣传、政治、后勤等多项工作的丰富履历。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驻苏联武官，曾任湖北省委书记。荣获过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这样一位戎马一生的将军，还在摄影、书法、根雕等艺术领域别有造就。而潘家的九朵金花和她们的夫婿，也在艺术创造方面各有千秋。虽没一个专门从事艺术工作，但这个家庭的成员却展现出了整齐划一的艺术修养和高深造诣。

  2012年4月，潘家九姐妹从四面八方赶回武汉的家中，与九十二岁的母亲冯光晋一起，举办了一个“纪念潘振武将军诞辰一百零四周年家庭艺术作品展”，反响空前。这次展出的五百余幅作品，既有潘将军的摄影佳作和笔墨丹青，也有潘将军的九个女儿及夫婿的书法、绘画、摄影、篆刻和布艺作品。展后做的作品纪念册里，从老大到老九，一家两页，内容饱满，饶有情趣。将门九凤，艺坛齐翔，画家刘三多曾为此赋诗：“幸福潘家，九朵金花。多才多艺，作品高雅。”

  戎马将军――艺术家庭，如此大的反差，让笔者心生好奇，遂与定居北京的潘家长女潘延延、女婿王光明取得了联系，准备采访。潘家八女儿潘丽娜闻讯，从二十多公里外的家中乘公交车赶到城里的大姐家，共同聊起潘家的一桩桩往事。

  潘振武是湖南常德县人，原名潘人安，1908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自幼聪敏好学，读了五年私塾后，十三岁考入全县第一流的高等小学堂。他个性活泼、热情，对新鲜事物充满兴趣，在学校里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爱国主义青年团。

  1926年春，湘军内乱爆发，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十八岁的潘人安按捺不住当兵的愿望，跑到北伐军招兵处，报名从军。但因为他年龄小、个头矮，只能在团部当了一名传令兵，这与他心目中“打倒军阀”的理想相距甚远。暗地里，潘人安准备另投门庭。不久，常德成立了农民协会，潘人安回到老家，经选举当选为区农协宣传委员，把起义发动工作搞得热火朝天。

  农民起义失败后，反动势力发出通缉令，悬赏五百银圆缉拿潘人安。潘人安不得不远走他乡，他改名为“振武”，取投身武装重振革命之意。

  1930年7月，潘振武在江西赣江参加了红军部队。三个月后，加入中国。

  潘丽娜说：“1984年，我曾陪父亲回常德老家，他首先提出要去烈士遗属家探望。之后，我们又来到当地的烈士墓园，父亲半天不说话，表情肃穆，饱含热泪。父亲一向开朗乐观，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他流泪。”

  潘振武参加红军后，当时，根据地有一个在战士中间享誉盛名的文艺宣传队，宣传队通过讲故事、唱小调等形式，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潘振武的活泼天性被激发出来，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了文艺宣传队，并很快成为文娱积极分子。

  1933年春天，潘振武所在的红一军团文艺宣传队正式更名为“战士剧社”，虽然剧社还是属于业余性质，但在红一军团的文化宣传史上却是一个里程碑。那年，第四次反“围剿”刚刚取得胜利，中央红军已发展到十万人，8月1日被正式确定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为此，红一方面军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战士剧社独领风骚，他们演出的由亲自编写、罗瑞卿担任导演的四幕话剧《南昌暴动》，广受欢迎。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此时已担任红一军团直属队俱乐部主任的潘振武率领战士剧社，担负起长征途中的宣传鼓动任务。

  潘延延说：“父亲曾跟我们讲，长征路上，每当部队行军疲惫不堪时，都是宣传队员们最忙碌的时候。他们在路边用布支起棚子，插上红旗，打竹板、喊口号，为行军的战士们表演自编的快板词和花鼓词。宣传队的快板词和花鼓词有十分神奇的作用，疲惫的战士们听到，就会立刻来了精神。宣传队还在长征途中向当地百姓做宣传发动工作，鼓励他们参加红军。”

  在敌军围追堵截的恶劣环境中，红军伤亡很大。潘振武就把宣传队员们组织起来，临时编写根据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改编的小节目，鼓舞士气。

  潘延延说：“我听爸爸讲，他有一箱在苏区时收集的宣传材料，都是大家手抄积累下来的，是他们开展宣传工作的宝贝，离开苏区精简装备时都没舍得扔。但在长征途中有一次过河时，掉进水里冲走了，成为爸爸的一大遗憾。”

  1935年8月，红一方面军和红星纵队踏上了艰难的过草地征程。为保障持续不断的增加的伤病员能够吃到食物，安全归队，部队首长决定成立收容队，任命潘振武担任队长。那时，因为缺粮少药，每天都有伤病员死亡，潘振武忍受着巨大的悲痛，掩埋好战友的尸体，带领其他同志继续前行。经过七天七夜的艰苦跋涉，潘振武他们行程二百公里，终于把伤病员们带出了草地，追上了主力部队。

  有一天，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找到潘振武，说：“根据形势发展，决定调你到政治部，担任文化娱乐科科长。长征途中，宣传鼓动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过草地你们又收容了那么多伤员，功劳不小。你们一定要把战士剧社的旗帜重新打起来，要把宣传工作搞好!”潘振武说：“我又没有冲锋陷阵，功劳谈不上，只有一点苦劳。请首长放心，我会尽最大努力达成目标!”

  1936年元旦，是红军到达陕北后迎来的第一个新年，有关方面举办了一场热闹的军民联欢会。时任师政治部俱乐部主任的潘振武，和大家一起，选了两首歌颂长征的歌曲《长征胜利歌》和《长征小调》，让战士剧社的队员们演唱，受到首长和战士们的欢迎。

  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了争取东北军，上级调潘振武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抗日战线部部长，做争取东北军下层官兵的工作。

  当时，红一军团和东北军隔河对峙，潘振武就发挥宣传工作的优势，带领队员们在东北军进驻的要道口，用松枝扎起巨大的牌坊，左边挂上“不打敌人打朋友”，右边挂上“痴把他乡当故乡”，横幅是“山海关”。东北士兵远远望见，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潘振武还组织宣传队员们隐蔽在掩体下，唱《流亡三部曲》和《黄河大合唱》。这些宣传手段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东北军士兵们集体上书少帅张学良，要求打回东北老家去。 1936年6月，红一军团骑兵团团长刘云彪入红军大学学习，组织上为了加强对骑兵团的领导，特调潘振武担任骑兵团团长兼政委。不久，为了建立敌后根据地，上级又派潘振武到河北曲阳县担任县长，之后调任山东峄县县长，后又被任命为八路军鲁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1941年1月，潘振武奉命回到延安，进入军政学院学习。1942年，又转入中央党校学习。这时，潘振武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从十八岁开始组织农民协会，十几年来潘振武的生活长期处在动荡之中，直到回延安，才安定下来。这时他也已经三十多岁，到了成家的年龄。之前，也曾有人给潘振武介绍过对象，都是文工团团员，但潘振武始终没有点头。到延安后，当时男女比例是十八比一，结交女朋友并不是特别容易。经人介绍，潘振武认识了端庄秀丽的延安女子大学学员冯光晋。

  冯光晋是山西孝义市人，1938年开始在村里做抗日工作。当时，他们县有一个抗日民族革命大学，冯光晋从那里毕业后，参加了八路军领导的县抗日政府剧团。不久，她听说延安有个女子大学，就主动要求参加。

  “妈妈在家里最小，姐姐哥哥们都宠着她，听说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全家人都阻拦，但妈妈还是执意与一个同伴一起，徒步出发，离开了家乡。她们一路走到晋西北，恰逢有几个剧团在这个地方进行抗战宣传演出，妈妈也加入其中，还在《还我孩子》一剧中扮演了母亲的角色。经过艰难跋涉，妈妈终于到达了延安。”潘丽娜说。

  延安女子大学那些朝气蓬勃的女学员很受男性的关注。经校友介绍，二十岁的冯光晋开始与潘振武交往。潘振武相貌英俊，仪表堂堂，但他毕竟比冯光晋大了十二岁，这一点，让冯光晋有些犹豫。但潘振武认准了冯光晋，因而发动强劲“攻势”，隔三岔五就写信约会冯光晋，希望尽快赢得冯光晋的芳心。但冯光晋却不表态。

  潘振武不气馁――他认定这个漂亮又有些倔强的延安女子大学学员是他寻觅已久的革命伴侣。每逢休息日，不管刮风下雨，潘振武都会步行到和平医院，看望在那里当护士的未婚妻。1942年中秋节，经在总政组织部工作的批准，潘振武与冯光晋终于走到了一起。

  潘延延说：“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1943年在延安出生，所以取名‘延延’。母亲生了我们九个姐妹，外人对我们家有这么多女孩很好奇，连毛主席都知道有一个将军家里有九个姑娘。”

  长女出生时，潘振武夫妇正忙着参加整风学习，所以，延延出生才四十天，就被送到老乡家里寄养。不过，虽然那时条件艰苦，延延还是有些小“特权”的――公家每天配给潘振武半磅牛奶，他从来没喝过一口，都给女儿喝了。为了养育女儿，潘振武还利用业余时间开荒种菜，甚至养了一群鸡，用于给妻子和女儿改善生活。

  “1964年12月3日父亲给我写了一封家书，讲到当年的状况。‘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了，我们组织了财经部门的干部百余人从延安出发，经过山西的晋西北、张家口到热河承德，经过敌顽许多封剿。你和利利用一个骡子驮着，妈妈怀了平平骑一匹马，我从来就没骑过牲口，全靠两条腿走路，有时还要背着你们。从承德出发到东北，专门打了一个背桶背着平平。许多干部见到我走路都感到不安，而我感到很愉快。我知道将你们抚养大了，你们会比我和你妈强，你们都将成为革命的接班人。’”潘延延说。

  到了承德，在此驻扎的冀热辽军区政委罗瑞卿接见了潘振武。作为老领导，他很了解潘振武的为人和才干。当时军区缺乏人才，罗瑞卿和军区司令程子华商量，决定让潘振武留在军区，担任敌军工作部部长兼秘书长，负责军队的统战和策反任务。1949年，潘振武又被任命为四野后勤部副政委，驻防武汉。

  潘丽娜说：“父亲乐观向上，热爱生活，小时候他到山里砍柴，都不忘挖回一棵野花回家。他说自己有三爱、三喜：爱枪、爱炮、爱马，喜山、喜水、喜花。在延安时，他种的西红柿、南瓜让许多叔叔阿姨羡慕。看到斯诺、徐肖冰等人挂着相机拍摄照片，他也很感兴趣。得到一架相机后，他自学拍摄和洗印照片。四野南下进驻武汉时，父亲用相机记录下许多珍贵的瞬间。”

  新中国成立后，潘振武担任中南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3月，潘振武调到后勤部任政委。

  1959年2月，在中苏关系最紧张的时期，潘振武接到一项新任务：出任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潘振武以前做过统战工作，上级领导希望他可以通过外交手段，扩大中苏两军之间的交往，增进友谊。

  潘丽娜说：“当时上边有规定，外派人员只能随行带一个未入学的孩子，组织上考虑我们家孩子多，特批允许带我和九妹园园去莫斯科。父母亲最放心不下的是我那留在国内的七个姐姐，当时最大的姐姐只有十六岁，最小的还上幼儿园。组织上派一位老同志负责姐姐们的生活。”

  1962年5月，冯光晋提前回国。为了照顾九个女儿，她失去了很多，1956年她甚至放弃了工作，回归家庭。此时，冯光晋考虑到最小的女儿已经六岁，家庭拖累少了，希望重新回归社会，一方面能够为党工作，一方面也可以缓解家里的经济困难。于是，她给远在莫斯科的丈夫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意愿。潘振武回信说：九个女儿离独立生活还有非常长一段时间，她们需要上学，需要父母尤其是母亲的呵护和照顾。将来孩子们长大成人，对社会的贡献会比你一个人的贡献更大，这就是你的功劳。尽管现在家里的生活遇到困难，但都是暂时的。没有好的就吃一般的，没有干饭就吃稀饭，一定要把女儿们抚养成人……冯光晋听从了潘振武的劝说，为了女儿们放弃了工作的机会。

  潘丽娜说：“当时正值困难时期，为了让我们姐妹都穿上暖和的毛衣毛裤，母亲不停地编织，每个女儿毛衣、毛裤、毛背心各一套，九个女儿加起来就得织二十七件。母亲手上磨出了茧子，关节也变了形，到了晚年，遇到天寒关节疼痛难忍。母亲的功劳，父亲心里是感激的。1982年7月，父亲要做一个大手术，他怕有意外，专门写下几句嘱托的线号要开刀，欲话不能，我含着热泪，向有四十年夫妻恩爱之情的老战友讲两句话，作为长世永别的最后嘱托，家中大小事，一切您承担。’父亲用‘您’称呼母亲，可见他对母亲的尊重。” “父亲从事外交工作十年，1959年3月出国，1963年2月回国，1969年5月前在外事局工作六年。父亲回国后在京从事外事工作期间，每天工作很忙。我们姐妹周末从学校回家，总是看到父亲坐在办公桌前工作到深夜的身影。学校让家长签名，常常都是姐姐们代劳。父亲在日记里这样写道：1月至3月底共参加外交活动八十四次，平均每天一次外交活动。即使这么忙，父亲也不忘我们的学习和成长，在国外经常写信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做对祖国有用的人和事。到北京后，有些单位经常请父亲作报告，一次，父亲到东城区少年宫礼堂作‘回忆长征’的报告，他让我们九姐妹都去听。我们坐在礼堂的最后一排，看父亲挂上自己制作的长征线路图，拿着教鞭，绘声绘色地讲述着，我们都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感到自豪。”潘丽娜说。

  潘家有九朵金花，彼此之间都直呼大名，若喊一声姐姐，答应声会响成一片。潘振武给孩子们起名字，有的是出生地，有的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延延、利利、平平、东齐、南胜、建军、美娜、丽娜、园园。九姐妹的名字连起来，就是潘家的历史。

  潘延延说：“我们家虽然姑娘多，但父母却绝对一碗水端平，啥东西都买九份，不偏不向，一视同仁。夏天的花裙子、花衬衫挂一排，飘扬在阳光下，像万国旗一样好看。”

  虽然潘振武有时自嘲“九个女儿九只‘狼’，一月工资半月光”，但他还是一直以“家有九凤”为骄傲。有一次潘振武率队到基层演出，把九姐妹的照片给大家看，得意地说：“我搞过很长时间的文艺工作，对文艺的兴趣始终没减少。我希望我的九个女儿组成一个‘九姊妹合唱团’，由她们的妈妈担任领唱，我来当团长。”当时有人接过话茬说：“未来的九个女婿可以组成一个‘九女婿舞蹈团’，爸爸当领舞，妈妈当团长!”大家笑了，说：“干脆成立一个‘九夫妻歌舞团’，那多有意思啊!”

  潘延延说：“父亲是摄影发烧友，我们九姐妹正好给他当模特，每个孩子从出生到童年到少女时代，各个时期他都为我们留下了影像记录。在苏联任武官期间，工作之余，父亲和母亲关在黑黑的暗房里，自己冲洗放大照片，为我们九姐妹每人整理出了两本相册，一本是每个人的成长史，一本是与爸爸和妈妈的合影。厚厚的相册，倾注了父母对女儿们深深的爱。父亲说，自己不存在什么财产可留下，这些照片就是留给我们九姐妹最好的礼物。”说到这里，潘延延特意到里屋，把已经泛黄的苏式老相册拿给笔者看。

  从苏联回国后，潘振武给女儿们带回了两架苏制兄弟牌相机，姐妹几个也开始喜欢上摄影，并学会了冲洗放大的全套技术。

  “我们家干什么都一窝蜂，学摄影，姐妹几个都抢照相机。五姐学会了篆刻，先后把我们姐妹教会，然后大家分头去实践，如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篆刻作品。那时父亲很忙，但不管多忙，晚上回来，他总要练习书法，我们姐妹几个就抢着给他铺纸、研磨。父亲喜欢广结翰墨缘，经常带着我们到一些搞书画的朋友家里做客，看画，研讨书法。他还爱好写诗，晚年写了几十首，即便生病上手术台之前，也要赋诗一首，乐观地表达他对战胜疾病的信心。记得小时候逢年过节全家团聚在一起，我们九个女儿自编自演节目给父母看。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服装道具全是自己制作的，父母看了很开心。所以，虽然我们九姐妹都没有拜师学艺，但潜移默化中却受到了艺术的熏陶。”回忆起往事，潘丽娜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满足。

  女儿们大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潘振武对女儿们择偶没有等级和门第观念，但有一点不容含糊――必须是党员，要爱党爱国，积极向上。这样，潘家的女婿中有出身工人家庭的，有出身农民家庭的，但到了潘家后，受潘振武的影响，他们都喜欢上了诗词书画。春节家里团聚，全家人就玩即兴赋诗，要求每一句诗里都有自己的名字或同音字，或者作首尾联诗，既热闹欢快，又风雅有趣。

  1983年，潘振武离休。他先后担任了许多社会工作：湖北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湖北省花木盆景协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手指画研究会名誉会长。这些头衔与戎马将军毫不搭界，但从中可以窥见将军的爱好和情趣，很有儒将之风。

  1988年9月22日，潘振武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夫人冯光晋含泪写道：“常德振武，孝义光晋，育九女，教九婿，平生无憾事。慰英灵，清白家风人称颂，载誉生前身后名。”

  潘延延和潘丽娜说：“这些年，我们姐妹也相继到了退休年龄，大家不谋而合都上了本地的老年大学，而且步调一致地选择了诗词书画。作品积累多了，便有朋友建议可以办一个家庭艺术展。2011年3月，这建议得到了九姐妹的积极响应，于是，全家总动员，分头收集作品。父亲的书法作品他生前大多送人了，母亲却是个有心人，父亲健在时，她经常将父亲扔在废纸篓里的书画习作收起来，这次都派上了用场。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筹备，几百件作品集中起来。许多湖北书画家是父亲的好朋友，闻讯后纷纷献墨祝贺。我们九姐妹齐聚武汉家中，白天布展，晚上围坐在一起，点点滴滴回忆起父亲的往事，很是感慨。

  笔者问起潘家九姐妹的近况，潘延延说：“如今我们九姐妹分散在各地，母亲在武汉。九十三岁的母亲不愿意请人照顾，我们姐妹就轮流回武汉陪伴她。生在这样的家庭，有那么开明慈爱的父母，有九姐妹一路相伴成长，我们真的很幸福很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