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夕的1945年7月初，社会活动家、中间派人士黄炎培到延安访问期间与领袖有过一段关于“兴亡周期率”和“民主新路”的著名对话。近来有人还将它媲美于传颂千古的“隆中对”，并称之为“窑洞对”。“窑洞对”之后，“窑洞对”不间断地成为政坛学界和媒体所津津乐道的常谈常新的甚至时尚的话题。

  人们在谈到“窑洞对”之后的黄炎培时，大多数都会说“窑洞对”成为黄炎培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倒向中国。此说法大体来说都没有错，但难免有些流于表面化而未能进入历史的深处。

  当时与黄炎培同行的对很有成见的傅斯年就非常看不惯黄炎培等人的亲共举止，他讽刺地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的是黄炎培等，把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

  回到重庆后，黄炎培以万分激情和罕见速度写成《延安归来答客问》，连同其访问延安的五天日记，以《延安归来》为书名出版。《延安归来》从延安观感、延安人物印象、延安政治作风、延安会谈情形等多个层面对大唱赞歌，让长期接受舆论洗脑的国统区读者耳目一新。例如在媒体中被描绘成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匪徒”的人，在黄炎培的笔下却是那样的温文尔雅：“先生，依我看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诸位先生(先生在病中没有能相见)在一般人的想像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真是出于意外。”

  不仅如此，一向谨慎稳健的黄炎培，以前所未有的果断和勇敢，用《延安归来》打头阵，发动一个拒绝从1931年以来开始实行的报刊图书审查制度的“拒检运动”。专制，大权在握，随便什么时间都能依“法”查封任何图书、杂志、出版社。发动拒检运动，委实是对庞然大物的作力量极端悬殊的挑战。黄炎培大义凛然地说：“这叫做‘吃了砒霜药老虎’，一定会拼个鱼死网破的!”

  黄炎培登高一呼，国统区各大城市的新闻文化团体纷纷响应，经过与近两个月目不转瞬的相持，竟然取得胜利，迫使撤销对新闻和图书的检查。自然，不会就此罢休，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伺机找黄炎培的麻烦。正如黄炎培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说：“政府对我忌恨很深;因此，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出现了特务搜查住宅的事件。”

  是日上午，当黄炎培兴致勃勃地在国民政府大礼堂参加政协会议时，他在重庆的寓所“菁园”却受到军警特务的非法大搜查，并用枪胁迫女佣、男仆，喝问他们黄炎培藏枪何处。在经过半个小时的折腾而一无所获后，这批有恃无恐的大胆妄为之辈，竟又追至国府路300号民盟代表团宿舍黄炎培的临时下榻处。这起轰动一时的“菁园事件”，就是延安归来使黄炎培左右为难的第一回合：感情上倾向，却不高兴。

  1946年1月31日下午，蒋介石宣告政协会议胜利闭幕。而就在这天上午的综合组会议上，黄炎培敏感地问吴铁城：本会各条规定相当周密，唯施行区域是否包括东北在内?吴答：东北尚另定办法。黄炎培喟然长叹：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2月，黄炎培回到阔别近十年的上海。3月底，东北内战的烽火已弥漫天空。这就引起了一段让黄炎培左右为难的风风雨雨的和平谈判的活剧来。

  悲天悯人的黄炎培作为热心于国共和谈的著名中间人士之一，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后指出：“解决国共问题，只有四种方式：第一，国消。第二，共消灭国。第三，国共分治。第四，国共合作。再不会有第五种方式。”他认为第一第二种不可能实现，分治则成不了统一国家，只有合作的方式才能解决国共问题。因此，黄炎培寄极大的希望于国共和谈。他和民盟诸中间人士穿梭于国共之间，费尽心血，祈望能在国共谈判的齿轮上起到润滑剂作用，使谈判机器继续运转。

  在夹缝中做工作是不好做的。在国共中间充当斡旋的第三者，本不符合黄炎培躁动、火爆和顶撞的性格，这大概是他由教育转向政治以后接受政坛撞击、磨练而渐渐被迫改变作风的结果。

  一边是凭借手握朝柄而蛮横强硬的，一边是认为真理在手并拥有一支军队而态度坚决的。相形之下，黄炎培及走第三条道路的朋友们却显得疲软无力。黄炎培找王世杰等人疏通，方面毫无通融，坚持收回察、热;找周恩来等人谈，周力陈利害关系，原则不变。黄炎培一事无成，深为国民担忧，大哭一场。

  1946年5月21日，当国共双方激战东北，黄炎培和张君劢、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联名致电蒋介石、请求双方立即停战：“特为下列建议，吁请即刻停战：一、军队撤出长春;二、中央不再进兵长春;三、东北政务委员会驻长春，主持政务，就地组织警察行使职权……”其时，在东北十分困难，长春无法保住，因此认为可接受，于是立即复电，22日撤出长春;蒋介石却十分恼火，对电报置之不理，在下令军队随后进驻长春后，携夫人宋美龄到东北劳军。

  蒋介石而且使出其惯用的特务手段，在派出特务于南京下关车站殴打从上海前往南京请愿的民主人士的同时要挟恫吓黄炎培：上海警察局的电话经常于深夜打到他住宿的民盟总部蓝家庄，说某某打人的“请愿团”天明将到蓝家庄，某某东北负伤国军代表要驻进蓝家庄疗养。黄炎培对于此种情形的出现，除由民盟诸友四处打电话请求保护外，别无办法，只有坐以待旦。

  对有利的和谈方案使蒋介石不高兴，那么对蒋介石有利的方案，、周恩来是什么态度呢?

  1946年10月26日，军队攻占东北解放区的安东的第二天，黄炎培和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到南京梅园新村同周恩来、董必武等商谈。黄炎培力劝周恩来暂时不要回延安，以免不明真相的人误解，并表示第三方面今后有什么重要主张和行动，民盟必先同协商，并征得同意。但黄炎培等第三方面人士因求和心切而未能自觉遵守承诺。

  28日，黄炎培等人提出一个方案，这中间还包括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就现地一律停战等等。该方案复写三份，由罗隆基、黄炎培、梁漱溟等分别送达马歇尔、孙科和周恩来。这时军队刚从一连串攻势中抢占了张家口、长春、安东和苏北、山东等大片土地，就地停战等于承认既成事实，显然对有利。

  当梁漱溟等到梅园新村向周恩来解释这个方案时，刚讲到“就现地一律停战”这一条时，周恩来脸色骤变，用手制止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并且气愤地说：“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为啥不事先关照一下?”梁漱溟自知理亏，急忙又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找来梅园新村商量，大家一致决定将已送出的方案收回，并立刻分头赶去。

  当黄炎培等赶到孙科那里时，已对方案进行过讨论，并表示同意。黄炎培只好借口方案中漏抄一条，需要补上，才将文件拿到手带回来。10虽然风波告息，但梁漱溟和黄炎培都觉得已焦头烂额。举步维艰的黄炎培痛心地写下《苦口》诗：“苍生痛哭岂无人，苦口哓哓又一旬。梦逐河边新万骨，觞歌白下醉千春。才驱敌去思劳止，复为谁来点卒频。缫出和娘丝已熟，受降城月尚如银。”

  此时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希望继军事胜利之后，赢得政治上的辉煌，将所有第三方面的党派都拉入国大，形成除之外的举国一致。因此，对第三方面加紧拉拢，不惜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大员和各界名流走马灯般地轮番来做黄炎培的工作。继陶希圣衔蒋介石命以征询对时局的意见专程拜访黄炎培后，陈立夫、潘公展等都来要求黄炎培脱离民盟单独参加国大，并放出风说：黄任之先生正考虑参加国大，当局拟以教育部部长一席倚重任老，任老已有所考虑云云。黄炎培只好两次接见记者辟谣，把无意参加政府或国大的态度公之于世。

  11月11日，蒋介石为了拉拢第三方面下水，决定国大延期三天召开。而随着国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逼近，第三方面的阵脚出现了松动、解体的危险，青年党已决定单独与会，张君劢的民社党也可能分裂出去。黄炎培意识到，民盟对于是否参加国大已到了不容回避的关头。当天他起草了《民盟对参加国大问题之态度》。次日，民盟中央通过了他起草的这个声明：“民盟历次宣言，拥护政协决议。一切行动，以此为唯一的依据。同人愿竭尽最后一切努力，以求政协决议关于国大开会以前各项手续之完成。完成之后，即一致参加国大。未完成之前，决不参加。”两天后黄炎培对外宣布时，交给主持人的纸条上写着“民盟暂不参加”与决议的“决不参加”虽只一字之差，却将黄炎培进退维谷的处境暴露无遗。

  为摆脱多方纠缠，黄炎培于国大开幕之际偕夫人去杭州躲避，不料三天后回家时，依旧要面对络绎不绝的说客。黄不得不重申数月前已明确的态度：“一、我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二、此路不能通，我不能助朋友走不通之路;三、欲我离民盟，我不能自毁人格。”

  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而周恩来谈及此事却充满欣喜。11月17日，周恩来等在梅园新村宴请黄炎培等民盟领导人，并摄影留念。12月18日，周恩来在延安这样评价：“他们内部大部分很动摇，我们也料到青年党、民社党一定要参加‘国大’，只要把民盟拉住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这个目的达到了，这是八年抗战和最近一年谈判的成果。第三方面大部分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我们这条路走了。”

  黄炎培当然清楚，是否参加国大，无疑是一个与谁结盟的问题。尽管他一再强调不偏不倚的中立性、独立性立场，但国共的关系一旦破裂，可供他们回旋的中立地盘几乎狭窄到荡然无存。如果说，延安归来时，黄炎培的“中间偏左”还停留在思想的层面，那么，抗战结束后政权的加速腐败，则促使黄炎培在行动中落实“中间偏左”，直至最终归于，而这一切正是以国共和谈正式破裂为契机的。

  1947年农历九月初六黄炎培七十寿日那天，是笼罩上海的日子。新闻局局长董显光公然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民盟是“的附庸”，“民盟分子破坏总动员，参加叛乱，反对政府”。七十寿辰刚过，10月27日，政府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与此同时，军警把南京的民盟总部围困起来。

  在民盟和全体盟员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身为民盟创始人和首任主席的黄炎培，受民盟中央的重托，从上海赶赴南京会同罗隆基做最后的挽救工作。在极为残酷的气氛中，黄炎培只好以个人的名义与有关方面协商，并最终无可奈何地与方面达成协议，即以当局“免除民盟盟员登记”、“对无党籍的民盟盟员”不采用《后方处置办法》为条件，“民盟自动宣告解散”。

  巨大的压力使黄炎培一病不起。在他一生中，尽管不乏下的委曲求全之举，但如此屈辱的违心事却是罕见。他的理智与情感、忍耐与抗争、世故与正直在内心激烈地冲突着，他的精神承受着痛苦的折磨。他在病中以“黄花心事有谁知”为题借花抒志。

  这时，对黄炎培也很不满意。1947年底，得到消息：“民盟解散前，黄炎培在与谈话时，表示对蒋极敬仰，赞颂领导抗战，对我在苏北之各种措施攻击甚力。”当时在各根据地进行土改，出现了一些过火的行为，引起黄炎培的不满。

  民盟被迫解散，方面一度对黄炎培颇有指责。就是到了建政以后，对1947年的民盟解散也不能原谅。1949年12月6日，周恩来对出席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人员的讲话中两次提到民盟解散是错误的：“民盟停止活动，有点遗憾。即便是策略，也使人民感到不可理解。人民对一个政党的看法，不取决于它的动机，而取决于它的行为的好坏。”“最后民盟面对的压迫，宣布解散，这虽是形式上的取消，但对民盟在人民中间的影响是有损害的。不管当时的想法是什么，一个进步的政党本来是领导人民工作的，哪能一压迫就不工作?民盟解散以后还不是到处抓人吗?就是在高潮的时候，也有闻一多、李公朴的死难。所以收回旗帜是有损失的。”

  黄炎培政治立场虽然偏左，但对国共战争双方仍持第三者的批评立场。1947年3月，国共和谈正式破裂，黄炎培为民盟起草的宣言对国共双方都有所批评。

  黄炎培七十大寿，他谢绝了祝寿，在与亲友团聚时发表谈话，再次说到左右为难的问题即他主观上两面不得罪，而客观上却两面都得罪。两面不讨好，他很苦恼：“两人相打，我处于两者之间，左边人责我不帮右边，右边人骂我不帮打左边，两边不讨好，只不过讨好了自己良心。”

  黄炎培是被推入怀抱的，正如《观察》主编储安平在《中国政局》里深刻指出：“是谁驱使大家不满，反对，痛恨的?不是别人就是自己。今日脑子里所想的是如何消灭，然而他两只手所做的却无一不是在培植，替制造有利于的政治形势。”

  随着民盟被迫解散，给予黄炎培以相应的“待遇”：外出时，总有四名特务形影相随;居家时也受到特务的监视。而且，随着内战形势的变化，军队溃败，军队胜利，国统区日趋恐怖。黄炎培不仅受特务监视，还上了“黑名单”的首位。就在这时，上海地下组织传来欢迎黄炎培北上参加新政协的邀请。

  1949年2月15，黄炎培化装摆脱特务的控制，并在地下党组织护送下登上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一个月后，黄炎培从香港北上。3月20日，他作新诗《海行·香港天津途中》：“看哪，/海浪那么汹涌!/他在憧憬了，/张开着有力的翅膀，/从阴沉沉雾罩下，/几时迎取一轮新的太阳，/红!红!”

  在黄炎培北上后，他的次子黄竞武依旧留在上海，最后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下。

  1949年3月25日，黄炎培抵达北平，受到热烈的欢迎，有关负责人董必武、李和先期到达北平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等迎入六国饭店，并随即单独与李商谈欢迎进城的仪式。下午，黄炎培和陈叔通、马寅初、郭沫若等至西郊机场欢迎，并陪同阅兵。

  第二天晚上，在众多等待晤谈的各界民主人士和老友新朋中，选择黄炎培作为第一位来到他所下榻的香山双清别墅的客人。黄炎培日记载：“夜，毛主席单独招餐于其家香山双清别墅，毛夫人、周恩来四人同餐。我畅述所见。”在谈话中，向黄炎培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针，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黄所领导的民建及黄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开国之初，为黄炎培在新政权中安排了一个重要政治角色：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同是著名民主人士，为什么柳亚子向写信要官做，不仅回信泼冷水，而且还劝他安静休养不要“牢骚太盛”;相反，黄炎培则在周恩来两次登门动员的情况下，出任可谓在民主人士中最有实权的高官。

  按说，论反蒋态度和行动，柳亚子比黄炎培积极、坚决得多。柳亚子时常赤膊上阵，把蒋介石骂得狗血淋头，被称为的激进人士。皖南事变后，五届八中全会前，中央海外部部长吴铁城奉蒋介石之命，自南洋赴重庆途经香港，面邀柳亚子赴渝出席全会。柳亚子严词拒绝，怒斥当局的行径，最后拍着桌子说：“我宁可像史量才那样被他(指蒋介石)暗杀，绝不参加这样挂羊头卖狗肉的会议。”紧接着，五届八中全会以“违反国策”罪开除他的党籍。柳亚子闻讯拍案大骂，怒不可遏，当即发表针锋相对的谈话，说早该以中央监察委员身份，提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

  论与的交情，无论私交和诗交和对的推崇，柳亚子也在黄炎培之上。早在革命处于低潮，尚未成为领袖的时候，柳亚子就已对毛大力推崇了。1929年，左倾路线当权派把排斥在领导层之外，远在上海的柳亚子从报上看到敌人造谣的“遭到不幸”的消息，悲痛地写下了一首悼念的七律：“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诗后自注：两列宁即“孙中山、毛润之”。1932年，笼罩着中国，蒋介石加紧对中央苏区的大规模“围剿”。柳亚子写了《怀人四截》的诗篇，其开头一截就是写的：“平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竟处囊。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诗中对所从事的事业，予以热情的赞扬和殷切的期望，尤其对个人的寄望之高，更是溢于言表。

  对柳亚子也很赞赏。1936年6月，致函何香凝，称柳亚子“有骨气”，是“人中麟凤”，要她“便时乞为致意”。1944年11月，致函柳亚子很动感情地说：“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直到1946年1月，还致函柳亚子：“相期为国努力。”

  为什么弃柳亚子而不用呢?应该说像柳亚子这样性格的人，当在野与作斗争的时候他的作用确是难以替代的，而当执政，那样的性格便没有价值。黄炎培就不同，尽管1949年以前，、周恩来对他有不满意的时候，但在建国初期他却很有政治价值，而这种价值是诸如友情、年龄、革命态度所不能相比的。

  建政之初，党内也有一些人对安排那些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当高官，领袖与民主人士频频往来，也感到很不理解，有怨气，甚至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

  1952年6月19日，周恩来在全国统战会议上，谈到与黄炎培的关系时说道：“我看了一个同志的发言，他好像认为跟资产阶级做统一战线就是讲‘外交’、应付、说空话。这是不对的。难道同志是在那里闲着没事做，把黄炎培找去聊天讲闲话吗?大家晓得，同志没有这样的闲工夫。他找一个人去总是有目的的。同志向黄炎培讲清道理后，黄炎培就给资产阶级写信，首先是给上海资产阶级写信，用他自己的口气向资产阶级转达同志的指示，这有什么不好呢?”“为啥说黄炎培是进步分子哪?有的人还不大懂。我们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主要是因为他跟资产阶级有来往有交情，能够把他们的话说出来，又能够把我们的话经过他说给资产阶级。”

  晚年回忆说：“毛主席常说，咱们不可以再长征了，我们要千秋万代长坐北京，没有党外人士进入政府不行。安置他们(如傅作义、程潜)要各得其所，要用大位置才能安置。我还说过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以要反对‘麻烦说’、‘捣乱说’、‘吃饭说’，要反对关门主义。”

  1959年8月11日在庐山批判彭德怀时谈到代表性人物：“反革命要改造，如杜聿明、康泽、宣统皇帝。至于罗隆基、龙云他们现在还有官做，那些人其实就是反革命，所以摆他们的位子，无非是以示宽大。因为有三十多万，我们摆他们几个，那些说，咦，我们朝中有人啊!这样有助于改造那些。(安子文：现有45万)好多?哈哈?队伍不少!”

  黄炎培就是这样的一个可以树立为“对立面”(不等于“反面”)的代表性人物。

  应该说黄炎培作为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作为具有特别强组织能力的社会活动家，在建政前后，确实有些力量。而柳亚子尽管天下闻名，也仅仅是一个以笔当枪的诗人。他单枪匹马，没有自己的圈子，只有几个气味相投的诗友。建政前后，民盟头面人物之一罗隆基曾经对叶笃义说过：“我们也应当组织起来。统战部怎样对待我们就看我们有多少‘本钱‘(意思就是说有多少人)。”

  政治“朋友”的一个含义，就是强有力的有大“本钱”的对手，视黄炎培就是这样有着特定涵义的政治对手，他是地主阶级总代言人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看重他的一个重要政治缘由是要消灭他所代表的阶级，而不是在感情上喜欢谁讨厌谁的问题。

  更鲜为人知的是，在眼中，黄炎培是一个不戴帽子的。1959年8月16日，在庐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说：“我喜欢交几个朋友，这是黄克诚说的，周围要有几个朋友，左中右都要，有道理。同章士钊、黄炎培我都谈得来，有个比较;连都不知道，那怎么行。在中国社会做工作，没有几个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确。”

  黄炎培至死也不会知道，原来是把他当成朋友的，只是不戴帽而已。假如不是当年出席庐山会议的李锐把的话记录下来，后人很难推理出这个结论来。(选自《摸史集》文/袁小伦 有删减)